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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文集的论文，除了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之外，全部都是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公有制产权以及政府垄断市场——的改革与变迁。这是差不多20年来作者研究经济的重心所在。作者的学术研究始终与两类选择紧密相连：一方面不断观察计划公有制下人们形形色色的选择行为，另一方面不断选择可以解释这些行为的经济学理论。这种“问题主导”的学术习惯使得可选的学术传统和理论比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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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80年代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在杜润生先生直接指导下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经济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先后到英国和美国多家大学访问、求学，后获美国UCLS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从2001年至2005年，每年春季受聘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任教。近年的研究领域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和企业理论、垄断、管制和管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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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经济就其实质来说，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权利的一种形式。……集体在合法的范围内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真正区别，在于国家支配和控制前者但并不对其控制后果负直接的财务责任。但国家控制全民经济时，却以财政担保其就业、工资和其他福利。

革命后的国家不仅仅要代替旧国家掌握来自土地的赋税，而且要替代原来的地主控制和利用地租。……事实上，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至少同苏联相比更不依赖于直接的暴力强制。在另一方面，农民个体的土地所有权又被看作是引导农民跟随革命的主要经济动因，……（土地改革形成的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土地的农民私有制）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产权的结果。

国家控制的公有经济不得不诉诸于党政官僚等级制……在此意义上，经济体制的官本位化可以看作是对产权制度的一种替代。……行政升迁机制对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不起作用。……但是这批底层干部，恰恰是集体生产活动的直接监管者。

（民以食为天）是说当国家控制了民生之后，国家的合法性就以人民的生存为最后边界。

20世纪60年代的短期政策调整也留下某些长期影响。从制度的角度看，承认家庭副业的合法地位和确立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点。前一点是防止大饥荒重演的安全阀门，后一点则是农民反对共产风和国家保留人民公社制度框架之间的调和物。谁也不曾料到，在这两个支点上，农民增强了对集体的谈判地位，集体则增强了对国家的谈判地位，从而为改革集体公有制准备了条件。

如果承认（劳力和非劳力在分配土地时的不同权利），也就是劳动力代表着一个比非劳动力人口更大的分配权数，紧接着的麻烦是农民家庭的劳力人口比率变动以后，要不要重新分配土地。如果重新再分，等于没有私有化，或落得一个“年年私有化”的体制；拒绝重分，新的私产制如何顶得住各个家庭劳力人口比率变化带来的压力。……把人口作为分配土地权利的依据，无论如何得不到稳定的产权边界。前面一点决定了土地私有化的程序困境，后一点则造成实质麻烦。

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经验是分省决策……众所周知，首先是安徽、四川、贵州和内蒙古这样一些贫穷的农业大省，为农民地下半地下的包产到户提供了政治保护和给予合法承认。……每个省面临完全不同的饥荒概率、救灾压力和响应的政治风险和责任。发达省份也许不值得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为天下之先，但落后省份却发现这正可以解他的燃眉之急；正如落后省份不会在一开始就热中于为社队企业请命，而发达省份却早就乐此不疲。简言之，各个省份面对基层自发的产权创新有着不同的约束结构，因此他们可能提供不同的政治保护。分权决策使新产权安排完成了局部合法化。

人们曾经公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不会（或不应该）允许任何一种计划额度（票证）的买卖合法化的。这种共识的合理性在于，计划额度（票证）乃政府发出的分配凭证，并不是“由劳动创造”，本身“无价值”，要是官方容许计划额度买卖，岂不就是纵容“不劳而获”。迄今为止，上述公认的逻辑在绝大多数场合依然有效，因为官方对为数不少的计划额度（票证）的地下买卖，从来采取禁止、打击和取缔的立场。但是，有一个却是例外：外汇额度交易。盛洪抓住这个例外细说从头，研究其何以从非法买卖演变成官方许可的合法交易，并且成为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

人们公认“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从几十年前宣传计划经济优越性，到近几年批评经济建设中的时弊，“无政府竞争造成的浪费”总是一个基本的论据。但是，刘世锦、江小娟深入冰箱行业的调查，却表明恰恰是这种伴随着“浪费”的竞争，推动了冰箱行业的质量进步和规模经济，同时还有效地缩短了满足市场需求的时间。

阿尔钦：产权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对资源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阿尔钦）产权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对资源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至今我还是分外怀念那时的生活方式：背上一书兜文献到农村调查，观察、访问、座谈之余，就是阅读和讨论；车马途中，则是思想神游的大好时光。

书籍介绍

收入本文集的论文，除了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之外，全部都是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公有制产权以及政府垄断市场——的改革与变迁。这是差不多20年来作者研究经济的重心所在。作者的学术研究始终与两类选择紧密相连：一方面不断观察计划公有制下人们形形色色的选择行为，另一方面不断选择可以解释这些行为的经济学理论。这种“问题主导”的学术习惯使得可选的学术传统和理论比较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