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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就可以避免性侵害了吗？少生或不生孩子就能重新掌控我们的生活吗？从医美、 到基因编辑，身体改造新技术满足我们的欲望，还是让我们沦为资本牟利的试验品？本书围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身体改造展开，作者首先回溯了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我们的身体如何通过不同形式的工作和胁迫，被转变成工作机器。这一过程充满了残暴，人们被迫与自己的土地分离，遭受酷刑，流浪汉被割掉耳朵、 受水刑。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女性遭受了双重的机械化过程。

如今，随着日新月异的医疗技术创新，新时代的身体改造——从疾病治疗、医美整形到 ，也逐渐成为热潮。这背后包含了怎样的危险？而人工智能资本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人的能力，克隆、基因编辑和基因转移技术似乎要允许未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不仅生产无生命的商品，而且生产新形式的人类生命、筛选 有能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收回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决定能力？费代里奇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把人的身体变成机器，将我们与彼此、与大地割裂。只有 个体的边界，相互联结、相互依存，才能重拾我们身体的本领，收回我们集体的力量，才能决定我们想要的生活。

导读张寅

致谢

导论

部分

1. 讲座一： 身体、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再生产

2. 讲座二： 女性主义运动中的“身体政治”

3. 讲座三： 再生产危机中的身体

第二部分

4. 论身体、性别与表演

5. 改造我们的身体，改造世界？

6. 母亲： 生命的礼物抑或被否认的母亲身份？

第三部分

7. 与哲学、心理学和恐怖主义一起： 将身体改造为劳动力

8. 英美性工作的起源与发展

9. 重访“太空中的摩门教徒”（与乔治·卡芬奇斯合写）

第四部分

10. 赞美舞动的身体

后记： 论欢乐的战斗精神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1942-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与学者，曾在尼日利亚哈特港大学、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等高校教书。1972年，她参与创立了 女权主义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llective），发起了“家务劳动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 Campaign）运动，80年代在非洲教书并建立学术自由委员会（Committee for Academic Freedom)。其研究涉及哲学、女权理论、妇女史、教育、文化等，主要著作包括《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从零开始的革命：家务劳动，再生产与女权主义斗争》《重赋世界魅力：女权主义和公地政治》《工资父权制》等。

  译者简介：汪君逸，复旦大学哲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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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书写作为抵抗根据的身体，也就是说，我书写身体和它的诸本领—行动的本领，自我改造的本领；身体是对剥削的限制。

    当我们坚持认为身体是某种社会建构和操演的东西时，我们丢了一些东西。将身体视作社会（话语）产品的观点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身体是各类本领和抵抗力量的载体，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在与自然环境的共同进化和代际实践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它们使身体成为对剥削的自然限制。

    当我说身体是“自然限制”时，我指的是我们身上诸种需求和欲望的结构，后者不仅是在我们有意识的决定和集体实践中产生的，还来自数百万年的物质进化：对太阳的需求，对蓝天和绿树的需求，对森林和海洋气味的需求，对触摸、嗅闻、睡眠和 的需求。这种需求和欲望的累积结构，数千年来一直是我们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对我们所遭受的剥削设了限制，是资本主义一直努力想克服的东西。

    ·想要收回我们的身体，收回我们决定自己肉体现实的能力，首先要肯定身体（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样子）的力量和智慧，鉴于它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在与形成中的地球的不断互动中形成的，如果遭受篡改，将极大地危及我们的福祉。

    我构想的身体亦是扩张的，但性质不同。因为它在 皮肤边界时所发现的，不是一个饕餮天堂，而是与居住在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的奇妙连续性：人类的身体、非人类的身体、树木、河流、海洋、星星。这是一个将资本主义所分割的东西重新统一起来的身体形象，一个不再像莱布尼茨的单子（没有窗户和门却与宇宙和谐运动）一般构造的身体形象。我所构想的身体栖居在这样的世界： 多样性是所有人的财富，是共治（commoning）的基础，而不是分裂和对立的来源。

    ·许多妇女没能认识到性暴力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变态的男人滥用了权力。说它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所被迫生活其中的经济条件设定了妇女就得遭受 待。显然，如果妇女能挣得 高的工资，如果女服务员不依赖小费就能付房租，如果电影导演和制片人不能决定向他们求职的年轻女性的未来，如果我们能离开虐待性的关系或令我们遭遇性骚扰的工作—那我们才能看到变化。但这对大多数妇女而言并不现实。即使妇女在经济上并不依赖男人，仍可以说她们处于受虐环境之中，因为我们习惯根据是否取悦了男人来评价自己。我们没有被培养成根据我们所做的事情和我们的成就来评价我们自己的人。这是长期条件反射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仍然受到它的控制。

    ·我们得认识到，“选择”和对我们身体的控制不能只通过减少我们的孩子数量，或获得不生孩子和为薪资打拼的权利来实现。而是说我们得构筑起权力，迫使 交出我们的家庭和社群所需要的资源，以至于我们不必从事两份工作，不必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为钱发愁上，不必因为养不起孩子而把他们交给 或领养机构。“走出家门”和“争取平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重新分配资源，减少工作，重新掌控我们的生活，为比我们家庭 为广阔的世界的福祉担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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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篇论文中我提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以剥削人类劳动为基础的制度，将妇女定义为身体一也即被她们的生理所支配的存在者，因为资本主义侵占我们的生育能力，并令其服务于劳动力和劳动市场的再生产。这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妇女未曾受过其他形式的剥削。在美国的种植园里，被奴役的妇女于田间劳作，割甘蔗，摘棉花。在吉姆，克劳（Jim Crow）制度下，黑人妇女被链子拴在一起修建公路。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妇女和儿童是工业革命的支柱；而即使被排除在工厂之外，他们也得将自己的兼职工作计入家庭预算中去。这一点在黑人妇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男人们没有稳定的工资能让她们依赖。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我们出于生计从事何种其他类型的劳动，社会总是期望我们给男人生孩子，向他们提供性服务，而这种期望常常是强加给我们的。虽然在法律上被剥夺了成为母亲的可能性，但身为奴隶的黑人妇女还要替主人养孩子，遭受主人性侵，乃至被迫给奴隶育种业生育子女，这一产业是在1806年废除奴隶贸易后专门发展起来。

妇女一直在与这种对身体的暴力侵占作斗争。被奴役的妇女用草药来避孕，甚至在孩子出生时便将其杀死，“以免”她们的后代继续被奴役。她们冒着失去生命和遭受酷刑的危险，抵抗主人的性侵。正如多萝西·罗伯茨所写的那样：“她们逃离种植园，佯装生病，忍受着严厉的惩罚……人们回忆昔日的奴隶时普遍会想起…一个面对主人调戏没有乖乖就范而挨打的女人…毫无疑问，也有很多奴隶妇女为了报复主人的性骚扰，给他们下毒。”①

除了监禁，没有什么能与奴役的暴力相提并论。然而，当我们想到许多女性在发现违背自己意愿怀孕一这往往会让她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时所感受到的绝望，“奴役”这个词便会浮现在脑海之中。女性在婚姻内外为了避孕、避免性生活所作的斗争，是地球上最常见却未被承认的事情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者们才开始组织起来，大规模地公开打着“身体...

我们在“#metoo运动”中能看到类似的动态，因为再一次地，许多妇女没能认识到性暴力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变态的男人滥用了权力。说它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所被迫生活其中的经济条件设定了妇女就得遭受性虐待。显然，如果妇女能挣得更高的工资，如果女服务员不依赖小费就能付房租，如果电影导演和制片人不能决定向他们求职的年轻女性的未来，如果我们能离开虐待性的关系或令我们遭遇性骚扰的工作—那我们才能看到变化。但这对大多数妇女而言并不现实。即使妇女在经济上并不依赖男人，仍可以说她们处于受虐环境之中，因为我们习惯于根据是否取悦了男人来评价自己。我们没有被培养成根据我们所做的事情和我们的成就来评价我们自己的人。这是长期条件反射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仍然受到它的控制。女性主义运动已成为转折点。它已经改变并重新评估成为一名妇女的意义。然而，这种评估尚未转化为经济安全。相反，随着我们扩张的自主权，我们愈发贫困，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我们看到妇女们打两到三份工，甚至以代孕母亲的方式工作。

从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性别流动的世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被期望同时成为女性和男性。当然，婚姻、生养和家务，这些曾经用来识别女性的实践已经不够了，即使从资本的角度看也是如此。社会期待我们独立、高效，并在家庭之外工作。我们越来越被期待变得像男人一样。

与此同时，妇女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现身，影响了大众对工作和制度性决策的想象。它使工作色情化，它制造了我们所做的是有用的、有建设性的幻觉。它使原本极具破坏性的政策显得人性化起来。当军队以妇女为领导人时，就连战争组织都显得更为和蔼可亲，就像目前在德国的情形一样。身为妇女，我们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操纵，因为我们不习惯被欣赏，不习惯看到我们的工作被承认并得到回报。总之，作为社会和政治主体的工人和妇女的身份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我们在讨论“身份政治”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由政府和其他机构所掌握的“身份政治”是成问题的，因为它把我们分成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有一系列的权利——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土著民的权利、跨性别权利——却并不承认阻碍我们得到公正对待的真实原因。我们必须对任何不具有历史性和变革性意义的身份概念持批判的态度，它们没能让我们看到各种剥削形式的殊与同。相反，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社会身份，后者根植于诸种特定形式的剥削，并被在我们的时代仍持续发生的斗争史所重塑，因为： 只有将我们的身份追溯至剥削和斗争的历史，我们才能找到共同的根基，以集体的力量塑造一个更公平的未来愿景。

政治工作必须是治愈性的。它必须给我们力量、愿景、增强我们的团结感、使我们意识到彼此之间相互依存。能够将我们的痛苦政治化，将它变成知识的来源，变成一种与他人联结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有治愈的力量。这就是“培力”(empowering)（虽然，我已经开始不欣赏这个词了）。

我认为，激进左派往往不能吸引人们的原因在于，没有注意到政治工作的再生产方面——一起吃晚饭、加强我们作为集体一分子感受的歌曲、我们在彼此之间培养起来的情感关系。例如，美洲的土著就告诉我们，节日是多么重要，它不仅是娱乐的手段，还能够建立团结，赋予相互之间的情感与责任以新的意义。他们教会我们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活动的重要性，这些活动使我们感到团结的温暖并建立信任。因此，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节日的组织工作。尽管受到种种限制，过去的工人组织还是履行了集体活动的职能；他们建立了一些中心，（男性）工人在下班后会去那儿喝杯酒，与同志们会面，获取最新的消息和行动计划。通过这种方式，政治创造了一个大家庭，知识在不同世代之间的传递得到了保证，政治本身也获得了不同的意义。这不再是左派的文化，至少在我们的时代不是，这也是悲伤的部分原因。政治工作应该改变我们与人们的关系，增进我们的联结，让我们知道自己并非孑然与世界作战，从而给我们勇气。

相比幸福(happiness)，我更倾向于说欢乐(joy)。我之所以更倾向于说欢乐，是因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激情。它不是一种停滞不前的存在状态。它并非对现实事物的满足。欢乐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看到我们的能力在自己和周围人身上增长。这种感情来自改变的过程。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它意味着我们理解自己的处境，并按照当前时刻对我们的要求来前进。因而我们感到自己有改变现状的力量，且我们正与其他人一起促进改变。欢乐意味着不向现状默默服从。

身体改造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和欲望。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竞争，不断经历着贬值，身体改造因而是为自己稳固价值的重要手段。“改造”我们的身体同样是如下背景中必须做的事情： 我们越来越无法指望家庭和医疗系统来解决我们的身体危机。注意到疾病所带来的社会和货币成本，以及不再有人随时为我们待命—家长、爱人、朋友都在以超负荷的方式，生活在能力极限下—我们节食、慢跑、骑自行车、聚集在健身场馆、冥想。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生病了，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医生不会问我们是否住在化学垃圾场附近，或者是否有经济问题，而是问我们喝了多少酒、抽了多少烟、跑了多少英里。社会压力也是一个因素。尽管劳动合同上没有规定，但保持健康和漂亮的外表如今是一项默认的职位需求，也是我们在面试或约会时的优势。

然而需求只是当前改造热潮的一个方面。欲望是那个更为紧要的方面。

尽管整容手术、药物疗法和其他身体改造形式既困难又昂贵，但对那些有能力负担这些手术的人来说，相比等待一个外貌不再重要的平等社会成长起来，它们可能提供了更有希望的产品服务。另一方面，身体改造的有关政策在很多方面是成问题的。除了医疗投机和医疗事故，更令人担忧的危险因素是身体改造仍然是针对个人的产品，这导致社会分层和排斥的过程的加剧，因为“照料身体”需要更多的金钱、时间以及服务和资源的渠道，而大多数人负担不起，特别是涉及手术的情况。一幅刺眼的景象已然上演： 虽然一些人的身体正变得更健康、更完美，可另一方面，因超重、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几乎无法行动的人数也在增加。不同人的身体和世界正背道而驰。

在妇女运动中，我们也会体验那些让人痛苦和失望的关系。事实上，正是在妇女团体和组织中，我们最有可能体验最深刻的失望和痛苦。因为我们可能预料到男人会辜负和背叛我们，但不期望从女人那里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没料想到身为女性我们也会互相伤害，也会感到被贬低、被忽视，或者让其他女性有这些感受。显然，有时在个人冲突的背后，存在着未被承认的、可能无法克服的政治分歧。但也有可能我们之所以感到受背叛和心碎，是因为我们以为参加激进运动——尤其是参加女性主义运动——就能保证我们从各种身心伤害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卸下了防备，而在与男性的个人关系或在男女混合的组织中我们从不这样做。悲伤不可避免地到来，有时甚至到了令我们决定离弃运动的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领会到：在妇女运动中经常遇到的琐碎、嫉妒和过度脆弱，往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所造成的扭曲的一部分。学会识别它们而不是被其摧毁，是我们政治成长的一个环节。

书籍介绍

【编辑推荐】

☆从#metoo运动到代孕，直击当下女性痛点和社会热点，揭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根源。

☆从医美整形到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对新兴医疗科技提出警示，揭露背后暗藏的危机。

☆面对资本主义的摧毁和改造，书写作为抵抗的身体。构想一个超越边界的身体，能够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相联，将被资本主义割裂的东西重新联合起来。

☆与福柯、巴特勒等后结构主义者对话，总结当代女权运动的经验与问题，指出“操演理论”的不足与“身份政治”的陷阱。

☆特邀复旦大学哲学院张寅副教授撰写长文导读，完整呈现其思想与实践道路，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费代里奇？

【内容简介】

“知情同意”就可以避免性侵害了吗？

少生或不生孩子就能重新掌控我们的生活吗？

从医美、代孕到基因编辑，身体改造新技术满足我们的欲望，还是让我们沦为资本牟利的试验品？

本书围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身体改造展开，作者首先回溯了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我们的身体如何通过不同形式的胁迫，被转变成工作机器。这一过程充满了残暴，而女性更是遭受了双重的机械化过程。

作者随后回到当下，随着日新月异的医疗技术创新，新时代的身体改造——从疾病治疗、医美整形到代孕，也逐渐成为热潮。这背后暗含了怎样的危险？人工智能资本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人的能力，克隆、基因编辑和基因转移技术似乎要允许未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新形式的人类生命、筛选更有能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收回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决定能力？

费代里奇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把人的身体变成机器，将我们与彼此、与大地割裂。只有超越个体的边界，相互联结、相互依存，才能重拾我们身体的本领，收回我们集体的力量，才能决定我们想要的生活。

【评论推荐】

费代里奇已经成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理论家和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关键人物。

——《火星俱乐部》作者 蕾切尔·库什纳（Rachel Kushner）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的作品体现了一种能量，敦促我们为反对所有类型的剥削的斗争重新注入活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的作品产生了一种共性：一种在斗争中创造共同体的共识。

——德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这、社会学家 玛利亚·密斯（Maria Mies）

即使在全部思想史中，一种既跨越了历史考证与当下问题、又跨越了经济计算与革命暴力的思想也并不多见。费代里奇的《对女性的恐惧》（包括作为附录的《工资反对家务工作》）和《超越身体边界》虽然不长，却已经涵盖了这四个维度。因此，它们也完全可以为读者在这四个维度中的进一步阅读和探索提供参考。

——复旦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张寅

费代里奇试图将世界不同地区的女权主义者和活动家的工作结合起来，并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中，这种尝试是勇敢的，发人深省的，也是及时的。费代里奇的文字清晰明了，她的愤怒我们都能感觉得到。

——《红辣椒》（Red Pepper）

当构成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时，当社会主体内部和跨层级的革命发生时，才会发生真正的变革……西尔维娅·费代里奇提供了一种革命的视角，能够揭示出阻碍这种变革的障碍。

——《女权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

阅读费代里奇使我们有能力重新联系人类发展的核心，即妇女的劳动密集型照料——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的反思。

——《Z杂志》（Z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