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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一部书，是杂家学说的代表作.该书兼收并蓄,细大不捐，是先秦思想文化之总结。在公元前239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在经商期间，遇到了流亡赵国的秦公子子楚，当时子楚在赵国的处境很艰难，吕不韦很同情他，并认为子楚是“奇货可居”，于是用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获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公元前253年，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并封他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其子政立，是为秦始皇。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在他执政为相期间，秦国出兵灭东周，攻取韩、赵、卫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为统一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秦始皇亲理政务后，将他免职，并迁去蜀，后忧惧饮鸩而亡。吕不韦为相期间，门下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他命门客“人人著所闻”，著书立说，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寻找理论根据，这些著作终汇编成了《吕氏春秋》。吕不韦身为秦相国时召集门客撰写《吕氏春秋》，有很深的用意，实际上是吕不韦提出的一套施政大略，反映了吕不韦对社会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多方位体认。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5篇，共60篇。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吕氏春秋》撮取儒、道、名、法、墨、兵、农、阴阳等诸家之说，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农业、外交、伦理、道德、修身等各个方面，同时涉及天文、历法、地理、乐律、术数等等，成为一本体系庞大而复杂的学术著作，既有指导实践之用，又有知识教育之功，且蕴含着耐人深思的哲学意味，可谓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实践经验以及各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提取和浓缩。而在总体思想构架上，则如汉代高诱《吕氏春秋序》所述：“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为糅合儒、道、法、墨为骨干，但尚未形成有机贯通的整体思想体系，所以《汉书·艺文志》将之列入“杂家”类。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还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吕氏春秋》写成后，相传吕不韦曾布之于咸阳门，有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时人无能动一字者。当然，这或许是慑于吕不韦的权势，并非真的一字不能改易，但也说明吕不韦对《吕氏春秋》的自重和自信。惜乎吕不韦很快失势，《吕氏春秋》当时并未大行于世，但其影响却始终不绝，汉代以后的历代统治实际上都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的互补为用，《吕氏春秋》可谓早透露了这种统治思想结构的萌芽，对后世具有某种启迪之功。因此，《吕氏春秋》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先秦文化史的可贵资料。从文章学的角度说，《吕氏春秋》结构比较完备，篇章规划整饬，不少文章明朗犀利，将故事、譬喻、议论有机融合在一起，在古代散文史上也有相当地位。早为《吕氏春秋》作注的是东汉的高诱，近代以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有影响，另有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的《吕氏春秋译注》等；校本流传广和*的是清毕沅本和近人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撰的《吕氏春秋汇校》本。本套《吕氏春秋》除了对原典进行了精准的释义之外，还增加了吕不韦小传，另外对《吕氏春秋》的思想理念、《吕氏春秋》中的名言警句、寓言故事以及《吕氏春秋》的大智慧都有详细的论述。相信读者读完本书之后将会发现，这的确是一套很不错的东方人的伟大典籍。

章吕不韦其人()

一、生逢其时()

二、变革浪潮()

三、白手起家()

四、奇货可居()

五、一掷千金()

六、以吕易嬴()

七、保全奇货()

、庄襄王登基()

九、仲父专权()

十、秦宫丑闻()

十一、资政新典()

十二、悲剧收场()

十三、功垂千古()

十四、后世评说()

第二章《吕氏春秋》其书()

一、《吕氏春秋》的编纂()

二、《吕氏春秋》的体例与内容()

三、《吕氏春秋》的特点()

四、《吕氏春秋》的性质()

五、《吕氏春秋》的史料考辨()

六、《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

七、《吕氏春秋》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八、《吕氏春秋》用韵及韵读()

九、《吕氏春秋》考评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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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章吕不韦其人一、生逢其时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物是需要大写特写的，他就是战国末期出身为商人的吕不韦。吕不韦，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安阳滑县）人，他是阳翟（今河南禹州）的大商人，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积累起千金家产。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不久秦王政复命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恐诛，乃饮鸩而死。战国时代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战火连年不断，斗争尖锐异常，经济飞速发展，文化空前繁荣，变革浪潮迭起，观念逐战国形势图日更新，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是什么力量导致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呢?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三种基本力量：一是生产力的突破；二是革命斗争的冲击；三是这两种力量的结晶——科学技术的发展。战国时代的社会变化，就是这三种力量互动的结果。(一)生产力的突破战国时代生产力的突破首先是铁器的普遍使用和畜耕的推广，由此引起了农业、手工业、商业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春秋时代，铸铁即已发明，但很少用于生产。铁的大量冶铸及其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那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根据目前考古材料得知，北起辽宁，南至广东，东抵山东半岛，西及川、陕等广大地区，都有铁器出土，覆盖了战国时代所有的国家。铁器的种类很多，农业工具有犁、日钁、锸、锄、耙、铲、耒、镰等；手工工具有斧、刀、凿、锤、钻、锥等；兵器有剑、匕首、戟、矛、镞、甲等；日用器有削刀、带钩、铁鼎、铁釜等。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工具在各类工具中所占的比例。在辽宁莲花堡燕国遗址中出土铁器80余件，其中农具就有76件；广西平乐银山岭出土铁质工具170件，其中农具就有9l件。就铁农具的种类说，有耕具犁铧，起土器钁、锸、耒、耙，中耕器锄、铲，收割器镰等，基本上满足了农业生产中的开垦、碎土、中耕、除草、收割等一系列环节的需要。《管子·海王》有一段记载，可与考古资料相印证：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从上引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看，战国中期以后，铁质工具确已得到了普遍推广。在农业生产中，它不仅排除了木、石、骨、蚌农具，也代替了青铜农具。恩格斯指出：铁已为人类服务，它是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后的和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一种极其坚固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它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铁农具的广泛使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个飞跃发展。首先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当时各国统治者都积极鼓励开垦荒地，甚至把开垦荒地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一项重要内容。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颁行《垦令》，招徕三晋之民，给予优惠，让他们进行开荒生产，秦国土地因此得到了大量开发。普遍的垦荒彻底摧毁了井田制度。其次是耕作技术的改进。西周以来农田经营还未摆脱粗放制，一般都采用燎荒和休耕法。战国时代这些制度已为人们所抛弃，普遍采用甽亩法。同时耕作方式也有很大改进，耦耕制已基本废除，代之而起的是精耕细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谈到田主与佣耕的关系时说，田主供给佣耕丰盛的伙食，付给上等钱币，目的是为了使“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佣耕也努力耕耘，尽巧正畦，目的是为了得到丰盛的伙食和更多的钱币。可见当时深耕易耨的技术已经相当普遍了。耕作技术的改进，大大提高了谷物单位面积的产量。黄河流域一般年景每亩可收一石半，好年景可增产4倍，即6石。这个产量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很可观的。再次是水利事业的兴建。我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漳河渠、都江堰、郑国渠，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漳河渠的修成，使邺下的农田，涝能排，旱能灌，每亩产量增至一钟(约合今制120多斤)。都江堰是一项具有防洪、排灌、航运多种效益的综合性水利工程。这项工程的建成，使成都平原一变而为“天府之国”。郑国渠全长300多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使土地瘠薄的关中，变成了“富饶甲天下”的沃野。从此关中成为秦国的粮仓。除了大型水利工程外，这一时期的水井数量也在激增。据考古报导，在陕西客省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26口水井，密集处，每隔两三平方米就有一口。湖北江陵楚都纪南城遗址、北京市西郊白云观、洛阳中州路、易县燕下都、河北石家庄、陕西咸阳，都发现过战国时期的水井。水井井口分布如此密集，显然不是饮用水井，而是用于灌溉。《庄子·天地》所载的“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程设施的修建，必将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农业生产大发展的直接效应便是全社会粮食产量的激增。在战国史籍中常常有“积粟如丘山”，“粟如丘山”，“粟支十年”的记载，以形容某些国家粮食之多。这些记载得到了考古发现的佐证。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粮仓。如洛阳共发现战国粮仓74座，口径10米左右，深亦10米左右。江西新干县界埠也发现了4座大型战国粮仓，每座面积670多平方米，这是我国已发现的粮仓。仓内还保存着大量炭化粳米。又据云梦秦简中的《秦律》记载，秦国境内许多地方都设有粮仓，而且规模宏大，栎阳的粮仓“二万石一积”，咸阳的粮仓竟至“十万石一积”。粮食产量的激增，不但可以供养一大批政府官吏和军队，也为从事文化、学术活动的士人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