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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文是罗斯玛丽.列文森1974年对赵元任教授的口头采访，采访用英文进行。列文森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考夫特图书馆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编辑。汉学家劳伦斯.施柰德也参加了部分内容采访。赵元任先生于1892年11月3日诞生于天津，1982年2月24日在美国麻省剑桥市逝世。赵先生的一生不但硕果累累，而且精彩纷呈。在中国语言学的开创方面，赵先生比任何其他人的贡献都大，他奠定了中国语言学的基础。赵先生是结构语言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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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森

你觉不觉得，后来的方言研究因为你们的新仪器而比以前的研究效果好一些？

赵元任

那是一个优势。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已经修改了一下我们所谓的用来询问发音人的调查字表。

列文森

你能告诉我你们在哪些方面作了重要的修改了吗？

赵元任

你得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词表来问发音人他们管那些东西叫什么，还得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单字表来问发音人。还有一件事，那得看跟我们去问问题的调查人的经验了，那就是你得用一个恰当的方法让发音人说出自然的语言，因为有些字除了读书音以外，还有一些当地语音的特征，常常是口语性的，而这些不是你只让发音人读汉字就能说出来的。你得提供他们恰当的语境。

列文森

你在对发音人解释你的工作目的的时候遇到过问题没有？

赵元任

总的来说，跟来当发音人的学生的老师解释起来很容易，但是学生通常有这么一个印象：有人来教他们来了，而不是他们教我们。

施奈德

但是一般意义上的旨在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刚结束以后，你有什么感触？觉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心里空虚？还是有新的目标？

赵元任

感觉成功了。满清被推翻的时候我在美国。康奈尔的一个同学说：“好消息！好消息！”那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我们都认为我们所希望的实现了。

施奈德

后来，当你要决定选择进入哪个科学领域的时候，当然你跟你的同学讨论过。我想知道，在多大程度上ZF的压力影响了你的选择。

赵元任

我认为那微乎其微。我们当时想，我们人那么多，很可能不同的兴趣汇在一起就满足了国家的所有需求。[笑]至于我自己，我只是以自我为中心，跟着兴趣走。

赵元任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陆军在哈佛大学建立语言学校。赖肖尔负责日语班，他们请我负责中文班，他们知道我对教口语有兴趣。那是一个高度强化的班。

列文森

你在这里用了“高度强化”，怎么解释？

赵元任

理论上三分之二的时间是语言课，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有关远东文化以及其他内容的课。但是实际上，学生和老师都把主要时间放在了语言课部分。因为学员在训练班结束之后要被送到远东，他们在所学语言的口语方面受到了密集训练。老师没有教很多汉字，而是教口语的国语罗马字形式，只是到了课程的最后阶段才教学生一些他们以后在口语中可能遇到的常用汉字。

但是实际上，到了课程的最后阶段，一些更有进取心的学生开始学习超出规定范围的汉字，最后他们编辑了一份中文报纸，叫《大私报》。那时候，其实现在也有一份中文报纸叫《大公报》，所以《大私报》可以理解成“The Great Private”，[笑]好像这是唯一一份完全由美国人编辑的中文报纸。当然，那是油印版。

“教中国音乐以及关于作曲的更多思考”

列文森

1938年的时候你也教中国音乐吗？赵元任

是的。我开设了一门中国音乐史课，有时候在课上让学生弹、唱几首。后来，他们发现我把这门课开得太学术化了，而不是艺术化。[笑]

列文森

你指的是学生还是大学？

赵元任

都包括。有时候，我讨论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的八度的时候，学生们对这个话题并不太感兴趣。

列文森

我早就想问你一个关于用汉语唱歌的问题。当你唱歌或者吟诗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口语中的那些声调问题？

赵元任

关于吟诗，你得或多或少按照你用的方言的声调模式来吟唱；至于唱歌，你有更多自由，尽管有很多书和文章说声调跟曲调应该和谐，但是在现代口语化的歌词里，人们通常不太注意它们。

我或多或少受到了古代音乐传统的影响，把国语的前两个声调，也就是所谓的平调唱成低调或降调，而把其他声调唱成短调或高调，只在几首纯粹是为了好玩儿和幽默的歌里才完全按照国语的声调来唱。我在给歌词谱曲的时候不考虑字的声调。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比较保守。

列文森

你的女儿如兰评论说，你在谱曲的时候有很强的一套逻辑，就是如果她问你为什么用这个键而不用那个键，或者用这个音符而不用那个音符的时候，你的回答总是一样的，比方说，“那个音符在钢琴上弹不了”。[笑]你觉得她的评论准确吗？

赵元任

我觉得她评论的方式通常过于放大某一方面。我认为，总的来说，我总把逻辑放在一边，在字调和音调的问题上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古代韵文里的词的重音问题不太重要，但是在现代口语里，重音应该落在所谓的实词而不是虚词上。

列文森

你在夏威夷大学的时候作曲吗？

赵元任

我记不清了。

列文森

你亲自为学生唱歌吗？

赵元任

对，有时为了便于解释，我随便唱一下。

列文森

如果曲调不受限制了，现代口语歌曲是...

赵元任

那时候有个计划，就是制造能够让聋人通过看语图来“听到”的仪器，

但是他们没有制造出足够便宜的仪器来供个人使用。

列文森

你提到了一个耳聋的声学家，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赵元任

那是我做贝尔实验室的顾问的时候，他是那里的工作人员之一。他在看了语图的模式以后就能跟我讲话了。

施奈德

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在北京话最终被确定为标准音的时候人们是怎么教它的。我想知道学校的教学方法以及学生学习它的难易程度。在20年代中期和后期，教它跟教外语一样费力气吗？换句话说，对一个想学习它的中国学生来说，他得付出多大的努力？

赵元任

我认为学习它最花时间的是发音问题，因为词汇只是些日常生活词汇，比方说“这”、“那”和人称代词等。其他的方面，材料越高级，对全中国人来说越一致。科学术语等是完全一样的。

施奈德

青年学生得花多长时间学习新的发音？他们是随便学还是有专门的课教他们？

赵元任

没有，一般来说是马马虎虎地学，当然结果也可能马马虎虎。[笑]没有人花大精力来学或者教。

施奈德

当学生在20年代末从高中毕业以后，他们应该学会北京话了。到了国立大学以后，他们能听到用官话讲的课吗？

赵元任

当你上大学以后，那就要看你的老师了，有时候老师本人也说不好北京话。例如顾颉刚最初在厦门大学任教，后来到北方任教，他说话带着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我觉得，他的学生听他上课有困难

施奈德

校园的课余生活怎么样？北京话通行吗？还是大家都用自己的方言来交流？

赵元任

大家都尽量让对方听得懂，但是也使用某种形式的官话。事实上，我1929年第一次访问广州中山大学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在课堂上使用官话的运动，学生们都应该遵守这项规定。这是一个大的进步。

最近，也就是1973年，我访问了上海和广东，十分之九的广播用的是普通话，只有十分之一用的是当地的方言。在大商场里，大家都说普通话，只不过有些口音罢了。

施奈德

当然，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没有什么大众传媒，但是在舞台上、在电影里（我知道那时候已经有电影了），人们说官话吗？

赵元任

大多数的时候说。在传统戏剧舞台上，还有一种特殊的唱腔发音。

施奈德

一直延续...

书籍介绍

本书原文是罗斯玛丽.列文森1974年对赵元任教授的口头采访，采访用英文进行。列文森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考夫特图书馆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编辑。汉学家劳伦斯.施柰德也参加了部分内容采访。赵元任先生于1892年11月3日诞生于天津，1982年2月24日在美国麻省剑桥市逝世。赵先生的一生不但硕果累累，而且精彩纷呈。在中国语言学的开创方面，赵先生比任何其他人的贡献都大，他奠定了中国语言学的基础。赵先生是结构语言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